关于1964年重大科技成果的信息

作者冯立昇（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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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作为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分支学科，像数学史、天文学史和医学史等学科一样，也同样有着自身的发展与建制化的历程。在欧洲，19世纪就出现了一些技术史的专著，特别是机械技术史的著作较多，技术史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到了20世纪初期，技术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09年《技术史》期刊在德国创刊，1920年英国的“纽可门工程与技术史学会”创刊了它的技术史杂志。技术史的现代研究在中国起步稍晚，20世纪初期开始有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发掘中国古代技术的资料，逐渐形成了某些技术史的专门研究领域。在我国技术史研究及其学科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技术史学科形成的阶段，清华大学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将对技术史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做一回顾，并简要介绍清华大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的现状。

　　1早期的研究工作

与清华大学的许多学科的发展相比，科学技术史虽不是最早出现的研究领域，但也是较早受到关注的学科。如早在1916年至1917年，叶企孙（1898－1977年）先后在《清华学报》英文版、中文版发表The Chinese Abacus（1916, 1卷3期）、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China（1916, 1卷5期、7期连载）、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in China (1917年1月3期开始连载3期)、《考正商功》（1916年，3卷2期）和《中国算学史略》（《清华学报》，1917，2卷6期），首开清华学校科学史研究的先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多位清华师生涉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早期的如数学系教授郑之蕃在《清华学报》1924 年 2期上发表了的长篇论文《四元开方释要》；1924年6月，张荫麟在《清华学报》发表长篇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涉及西方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和技术等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他还于次年在《清华学报》发表译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和新作《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于1927年在《燕京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九章及两汉之数学》；此外梁启超等清华的国学导师及他们的学生或多或少涉猎了科学技术史，如1925年王国维发表《水经注跋尾》一文（《清华学报》，1925年2卷1期）；陈寅恪1928年发表过有关清宫旧藏满文《几何原本》的研究论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部分）。而《清华学报》则陆续发表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和中算典籍目录，这些工作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的高校中，清华大学可以说是最早开展科技史尤其是技术史开拓性研究的学校。在早期，尤其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刘仙洲、梁思成、张荫麟和张子高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权威性也早就为科学史界所公认，其工作推动了我国科技史特别是技术史学科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在这四位当中，张子高（1886—1976年），原名张准，字子高，又名张芷皋。原是清华“史前期”第一届（1909届）直接留美生，赴美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是我国早期攻读近代化学的留学生之一。191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他还参加了留美中国学生发起成立的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是该社较早的会员之一。他回国后，从1916年9月到1929年7月，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任化学教授。1920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时，曾编写和讲授《科学发达史》，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史。这个讲稿于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同年，张子高又在《申报》5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一文。 1929年８月，张子高应聘到清华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31年，又任教务长。1938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后因家事返回北平，曾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张子高重返清华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化学系主任等职。他于1958年任新建的工程化学系（化学工程前身）系主任，1962年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图1 张子高（左）与刘仙洲合影（摄于1963年）

张子高不仅毕生致力于化学研究与教育工作，他对中国古代化学史和技术史也颇有研究，为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与化工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他就曾和张江树一道，根据《本草纲目》上的记载，进行制备氯化汞的实验，后又对炼丹、造纸、酿酒等化学与化工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特别倡导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实验重演的化学史的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在《考古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十几篇专业化学史与技术史论文，并在1964出版了专著《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他的论文包括：《六齐别解》(《清华大学学报》，1958年4卷2期)、《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7卷2期)、《关于蔡伦对造纸术贡献的评价》(《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7卷2期)、《论我国酿酒起源的时代问题》(《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7卷2期)、《读〈蔡伦与造纸术关系探讨〉后》（《光明日报》，1960年4月19日）、《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著述年代兼论我国首先用强水刻铜版事》(《科学史集刊》，1962年4辑)、《再论蔡伦对造纸术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1962年9卷5期)，此外，还与杨根合作发表：《铁考镔》(《科学史集刊》，1964年7辑)、《从侯马陶范和兴隆铁范看战国时代的冶铸技术》(《清华大学学报》，1973年3期)。

张荫麟（1905－1942年），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有“史学天才”之誉。他在清华读大学时就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绩。他在1924年发表长篇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1924年1期)，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该文不仅大大扩充了其师关于这一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和清代并未因此改变“科学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此文及他后续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进一步的研究。竺可桢对其相关工作有过评价：“何以在这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不能发展？对于宇宙的观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国赶不上希腊呢？，张荫麟先生有很好的解答”[1]。

▲图2 清华求学时期的张荫麟（1926年）

张荫麟于1925年翻译了英国学者穆尔（A. C. Moule）1924年发表在Toung Pao（《通报》）上的专题论文The Chinese South-Pointing Carriage，中译文题目改为“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发表在《清华学报》1925年2卷1期上。张荫麟在翻译的同时，还对出处、相关文献记载、齿轮系的进一步计算数据、卢道隆、吴德仁等类似工作进行了注释，显示译者对此之兴趣和钻研所得。张荫麟又于1925年在《清华学报》2卷2期上发表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一文，主要据《晋书》所载，参考其他文献及中西已有研究成果，对卢道隆、吴德仁的两种记里鼓车的历史、造法作了研究，还比较了二者在结构上的异同，认为“吴车据《宋史》所称，既为两层制，则至少必当尚有二轮，与卢法之辛、壬相当，而《宋史》独付阙如。此实极重要之遗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卢道隆记里鼓车复原方案后为刘仙洲等人采纳，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制作了复原模型。

此后，他又在1928年发表了论文《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燕京学报》，第1卷第3期），叙述从远古一直到清中期的重要机械发明，开始了较为全面的古代机械的文献资料发掘、整理和专题复原研究。对于张荫麟的这些论著，包括其《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东方杂志》，1924年21卷23号）和《张衡别传》(《学衡》，1925年40期)等论文，被认为是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张荫麟虽英年早逝，亦未专于科学史，但其早期成果却开拓了关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的先河。

他还发表过《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清华周刊》，1923年300期）、《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科学》，1924年9卷4期）、《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译自J.L.Duyvendak之著；《学衡》，1926年58期）、《驳朱希祖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大公报·图书副刊》，1928年秋）等技术史论文。

张荫麟1929年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学哲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后又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1940年应聘到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回国后他继续开展中国科技史的研究。1936年他发表《沈括编年事辑》（《清华学报》，11卷2期），为近世全面研究沈括的最早成果。《燕肃著作事迹考》（《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1年1集）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科技史论文。日本学者寺地尊认为此文是“对燕肃的研究有卓越贡献” [2]。王锦光、闻人军先生曾撰写过专文《史学家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介绍他的科技史工作。他们指出：张荫麟“对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宋代科技史）的研究，成绩卓著，于后来科学史界影响很大，国外科学史界对他也很重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张先生的科技史文章约6篇” [3]。

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关于建筑史的著作目前仍然不断再版，影响很大，因此，梁思成的成就相对来说也更为世人所知，这里对他的工作仅做简要介绍。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建筑学与建筑史，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1年夏，他应朱启钤先生之邀，到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当时在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完全是一片空白。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寻找古代建筑遗存开始的。

从1931-1945年，他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调查 了15省200余县的2000余个古建单位。他们首次应用近代科学的勘察、测量、制图技术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对一些重要古建筑进行研究。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个时代的古代建筑遗存，建立起一套包括图纸和照片的档案，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例如关于赵州桥的研究——《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关于中国最古老的木楼阁的研究《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及有关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最古老最高的木构高塔——山西应县木塔和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的考察报告等。这些人类重要文化遗产是梁思成首次发实物调查和对工匠实际经验的了解，于1932年写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此后又开始研究宋代名著《营造法式》。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图3）。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他的著作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中国建筑史图释》)于1984年在美国出版，并获得1984年度美国出版物奖。

　　▲图3 1958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指导青年教师（采自：《梁思成全集》第1卷，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梁思成从50年代起，热情宣传中国建筑遗产，他重视吸取古建筑的精华以创造具有民族特征的新建筑，写有《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建筑创作的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探讨建筑中美学问题》等论文。对《营造法式》一书的研究工作，因战后复员、迁徙而停顿下来，直到1961年，才又重新开始。1966年初，终于将《营造法式注释》一书的文字工作全部完成。由于十年动乱，他的这部耗费了毕生心血的巨著，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问世。这部巨著连同他在中国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诸方面的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刘仙洲（1890—1975年）是我国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和教育家，我国机械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的开拓者。他对于清华大学的技术史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刘仙洲 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曾任北洋大学教授、校长，东北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等职，1932年8月，受聘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其他多种学术任职，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在内。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他就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系统发掘整理与研究。1933年刘仙洲写成《中国工程书籍述略》一文，发表在《清华周刊》上。1935年他在清华大学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一书，首次依据现代机械工程分类方法整理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史料，初步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基本轮廓。1937年，刘仙洲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王端节公传略》（《清华机工月刊》）。40年代，他又发表了 《中国在热机历史上的地位》（《东方杂志》，1943年,39卷18期）一文。

在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刘仙洲做了一系列机械史专题研究工作，如关于古代传动机构的研究、关于古代计时器的研究等等。1956年，他应邀出席意大利第八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宣读了《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的论文，证明中国早在公元130年前后即已发明利用水力作原动力驱动、采用机械传动的机械性天文计时仪器，改变了过去学术界认为的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在十四世纪初创始的观点。他的结论得到了与会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等西方学者的称赞和好评。刘仙洲不仅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还开展了对古代机械发明的复原研究与研制，这些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工作，证明中国古代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重要发明。他还主持汇集中国工程史料的工作，与张子高和梁思成等人一起组建了清华大学“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组织多人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掘和搜集古代工程技术史料。1962年他编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史（第一编）》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的著作，论述了中国古代的主要机械发明成就，从机械原理和原动力的角度出发整理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展的脉络。1963年,刘仙洲撰写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问世，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成果及其发展的著作。这些工作，使他成为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奠基人。

　　2学科建设的起始、中断与恢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开始建立从事技术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并开始培养攻读建筑史和机械史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及其导师也成为技术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是技术史学科建制化的起始。

1956年中国科学院曾同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机构，经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副主任茅以升、赵飞克等研究讨论做出此项决定， 10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正式设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聘请梁思成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刘致平任副主任，秘书为楼庆西。梁思成还招收了建筑史专业的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刘先觉撰写研究生论文《中国近百年的建筑》，并对北京近代建筑进行调查。 1957年12月出版《中国建筑图册》，作者署名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室。刘致平在1957年完成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是该研究室的重要学术成果，该书以作者长期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考证和敏锐的洞悉力，以他在抗战期间在同济大学土木系任教和后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讲稿为基础，重新编写而成，1957年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后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室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完成了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的调查测绘，为梁思成计划开展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做准备，组织测绘北京近代建筑实例。梁思成、傅熹年、王其明等曾调查了旧国会、陆军部、海军部、劝业场、大栅栏商业区、国货陈列馆、农事试验场、大陆银行等近代建筑，并完成简单的调查报告。此外，研究室尚有莫宗江、杨鸿勋对江南园林调察研究，刘致平、王世仁对山西、陕西、内蒙部分地区的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赵正之、舒文思对汉长安、元大都建筑遗址的研究，张驭寰对吉林民居建筑的调查研究等。

因“反右”运动，1958年4月该研究室被撤销，研究人员大多并入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同时组建了由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及建工部的几个研究部门人员共同参加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由梁思成任主任，刘敦祯与单士元任副主任。该机构还分别在南京、重庆建立了分室，成为建国后最主要的建筑史专门机构，研究室人员最多时曾约达200人，对于建筑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说，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那么清华大学技术史学科建设中的另一重要举措则源自内部。1952年9月刘仙洲建议建立“中国各种工程发明史编纂委员会”，当年10月获得高教部下文批准，后改为“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始着力搜集和整理技术史资料。初始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集中在机械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程四个方面，后扩大范围，分为一般机械、机械制造工艺、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天文仪器、交通工具、兵工、化工、手工艺、河防水利、建筑、地质矿产及杂项共13大类。查阅范围遍及丛书、类书、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多种古籍。到1971年，共查阅古籍21100余种，共抄录资料卡片12500余张、抄件3923份，这些材料目前仍然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刘仙洲在二十世纪五六年代招收了机械史专业的研究生，指导研究生开展对中国古代机械发明的研究（图4），同时他还亲自指导从事古代机械发明史料的青年教师和图书馆员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抄录资料卡片工作（图5）。

▲图四 刘仙洲196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指导研究生进行古代机械的复原

▲图五 刘仙洲亲笔抄录的工程发明史料卡片

虽然清华大学的技术史研究建国后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到了“文革”期间，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处于停顿状态。“文革”以后，“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终止了，但是搜集的上万条珍贵史料成为后来研究者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材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80年，经学校校长工作会议批准，在图书馆成立科技史研究组，继续从事工程发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对已收集的史料进行增删，按专题编辑成《中国科技史料选编》多个分册，清华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陶瓷·琉璃·紫砂》（1981年）和《农业机械》（1982年）两个分册，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工程发明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

清华大学建筑系（1988年改为建筑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恢复了建筑学史的研究。由梁思成先生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文革前仅出了一辑，这一专业文集在70年代末也恢复出版，到80年代末已出版到第10辑，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华大学建筑系在70年代末还率先恢复了古建筑测绘工作，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为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奉献一份力量。此后许多建筑院校都采纳了这种做法，将古建筑测绘设为一门必修课程。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在建筑学下设置了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的二级专业学科，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建筑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80年代开始招收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的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建筑历史与建筑文物保护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清华的建筑史研究，也进入总结性的新阶段。梁思成的同事、助手与弟子们积数十年之久的研究成果，或结集出版，或完成专著。如徐伯安、郭黛姮在80年代就已与法国人合作，用出版法文版著作的形式，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建筑及其历史发展。一些新的领域也被开拓，八十年代在汪坦教授倡导和主持下,全国学者大协作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也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按城市分别出版了多部近代建筑图录。建筑史学科建设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也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目前，建筑史在清华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些年来在建筑史领域也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由于受掌握的资料和时间所限，在此也就不作进一步的介绍了。

　　1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

90年代清华技术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该所是经校务委员会批准于1993年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在原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与古籍组基础上组建而成。机构全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挂靠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聘请著名技术史专家华觉明先生为所长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旨在继承和发扬清华研究工程发明史的传统，并依托清华图书馆丰富的古籍、文物资源，开展技术史、古文献的研究。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的前身即刘仙洲教授倡导成立的“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因此，本所肩负传承清华大学科技史研究优良传统的使命。

研究所建立以来确定的两个重点研究方向为：中国工程技术史和中国科技典籍研究。清华大学有一批对中国工程技术史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有相关专业方向研究的经验，这是本所进行中国技术史研究的特长和优势。中国科技典籍研究方向的确立则是因为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本身所具备的特色，本所负责保管、整理图书馆所藏2万种、近30万册的古籍，并有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基础。因此，该方向具有科技史和古籍两个方向结合的交叉优势。

工程技术史一直是本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此方向做了不少工作。如编著并出版了《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清代匠作则例》（大象出版社，第1—2辑，2000年）等书，承担《中国近现代技术史》（上、下卷，科学出版社2000出版，本所汪广仁研究员为副主编）的部分编撰工作，此外还参与了辛格（C.Singer）等人主编牛津大型著作《技术史》的翻译工作，负责主译其中一卷。这些工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所主持或参与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相关课题。如本所张春辉、戴吾三在1997年承担了国家博物馆复原唐代江东犁的委托项目，考证了记载江东犁的古文献《耒耜经》的18个版本，在此基础上按照1：1复原了江东犁，复原品作为展品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复原品现作为展品收藏于国家博物馆。1999年开始，作为申请单位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之“水运仪象台工作原理的研究和复原试验”课题，该课题由高瑄主持，研究人员分为历史文献研究、工作原理分析研究和计算机仿真实验三个小组，从历史文献、理论和仿真实验方面进行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利用文献学、现代机械学原理以及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水运仪象台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本所承担了中国科学院“九五”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中子课题“机械工程史卷”的研究编撰工作及子课题《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传统机械调查卷》的部分编写任务。此外，承担过的项目还有：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子项目“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科及其产业化的建立与发展”、《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国家新闻出版署立项）、教育部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特色库课题“中国工程技术史料数据库建设”等。

近年，本所还依托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展了中国机械史数字图书馆建设工作。此项工作由冯立昇主持．主要是将50多年来积累的中国机械与仪器史的原始资料、重要典籍、研究论著等资源数字化，建成容量大、检索便利的机械发明史资料数据库。目前汇集了关于机械与仪器的文本、手稿、图纸、照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资源数据数万条，并积累了数字化展示古代机械与仪器发明的经验，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同时也建立了中国机械史数字图书馆原型系统。

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目前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开发团队，目前从事中国技术史的专职研究人员有4位，包括3位教授（研究员）和一位副研究员，他们均有科技史或机械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还有从事古代发明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文献学专家4人，其中三位有高级职称，一位有中级职称。已毕业和在读的多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都与古代机械与仪器史相关。目前本所研究人员发表的中国古代机械与仪器史研究论文已达数十篇。

本所成立以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中心、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等国内外许多研究单位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学术联系。参与主办或协办了多次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比如，本所作为主要发起单位之一，先后在山东淄博、德国柏林、德国图宾根、内蒙古呼和浩特组织了系列的“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并负责编辑了《中国科技典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大象出版社，第1辑，1998年；第2辑，2003年；第3辑，2005年）。

本所联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完成了《中华科技五千年》一书。该书于1997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全国科技进步奖（科技著作）”二等奖、由该书所改编的多媒体光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也获得第八届国际光盘大赛中国赛区提名奖。近年来本所人员负责撰写和编辑出版的一些书籍先后获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于2004年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汉字中的科技》于2006年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彩图科技百科全书》器与科技卷获第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本所与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申请设立了“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后属历史系），从1998年开始招收“科技史文献”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已毕业近10名研究生，其中绝大多数选题为技术史内容或与技术史相关。 2003年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联合申请设立了“科学技术史”（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并开始联合正式招收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技术史和工程史是三个主要方向之一。这标志着技术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分支学科在清华大学得以确立。

目前本所在拓展已有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将古代技术史的研究与传统工艺调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将近代技术史的研究与工业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对技术史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都可起到促进作用。这方面的工作虽刚刚起步，但已开始初见成效。

2005年，为了更好地推动科技史、科技历史文献与科技文化传播等交叉学科领域在清华大学的发展，我校图书馆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签署协议，共建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本所也成为教育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牵头）的依托单位之一，并与人文学院合办两个硕士学科点，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有多方面的合作。

随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建制化的完善和学术资源的进一步整合，我们相信技术史学科在清华大学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J]. 科学，1946， 28（3）.

　　2 (日)寺地尊.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J].姜丽蓉译.科学史译丛，1982，（3）

　　3 王锦光，闻人军.史学家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J].中国科技史料，1983，（2）.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8卷第4期（2007年）：344—352页。现略有修订、改动。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

　　冯立昇 | 开拓与传承： 刘仙洲与清华大学的机械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