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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

  一、理论背景与渊源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心理学试图探索社会力量塑造个体自我与行为的微妙社会心理过程。提到这一理论方向,我想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读者会第一时间想到以米德(G. H. Mead)和布鲁默(Herbert Blumer)为代表的经典符号互动论。其核心假定包括社会由拥有“自我”的行动的个体单元(acting units)所构成;个体行动基于在互动中通过诠释过程发展出的意义(meanings)而产生;互动中的个体行动者,通过使用符号语言的反身性思维过程进行主我(I)与客我(me)之间的对话,发展出自我(self)。实际上,在“符号互动论”标签下的理论传统内部,存在和发展出许多与经典符号互动论相通又相异的“变体”。

  从传统来看,符号互动论的两大对立流派是以Herbert Blum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以Manford H. Kuhn为代表的衣阿华学派(Stryker,1980)。前者批判传统社会学的结构化社会观,忽视行动的个体及个体的诠释和意义生成过程。社会结构被经典符号互动论视为一种在个体情境性和持续性的互动中产生的存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并没有孰先孰后的顺序,结构没有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身的运行规律,唯有从持续流动的个体行动与经验中得以解释和发现。后者则给予了社会结构在决定个体行为上的显著地位。Kuhn版本的符号互动论融合了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以及“参照群体理论”,社会结构因此被看做是由地位网络及附着于上的角色期望构成。同时,Kuhn试图澄清Mead的自我概念,并吸收来自社会科学的人格研究的路径,将自我定义为来源于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并通过与自身所认定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而最终形成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态度。总体而言,Kuhn的自我,互动及社会结构概念相比于经典符号互动论更加清晰,稳定,这就为概念操作化与测量进而具体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从当代发展来看,Ralph H. Turner的作品似乎更多的延续了Blumer的思想,而George J. McCall,Sheldon Stryker,Richard T. Serpe等人则更偏向于Kuhn的知识传统。相比于Blumer流派的符号互动论学者,Kuhn流派的学者们都更加致力于发展处一种完善的、可检验的符号互动理论,都更加注重将社会结构融入经典符号互动论理论框架中,并更倾向于使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理论框架(frame)与理论(theory)的区别。理论框架的价值在于产生理论,但并不等同于理论。前者提供一系列的假设与概念在一定范围内去解释某类社会行为,而后者则将这些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明确化,提出一系列可接受经验检验的假设(Stryker,2008)。虽然上述各种版本的符号互动论无一例外都停留在理论框架的水平上,而没有形成理论本身,但是,结构性符号互动论(Structural Symbolic Interactionsim)在理论发展与检验方面可以说是这个脉络中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Sheldon Stryker及其同事对符号互动论的发展——结构性符号互动论及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发展出的具体可检验的理论——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

  二、结构性符合互动论的基本观点

  结构性符号互动论融合了role theory,试图重新凸显结构的意义,对Mead所强调的self 和society的关系做更精确的描述,更充分的处理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角色互动作为连接二者的纽带,进一步发展具体可操作可检验的理论。Stryker与Blumer的观点在某些层面是截然对立的。在Blumer的社会印象里(image of society)强调acting unit,即行动的人及人的自我诠释过程,忽略或不认为在互动中同时衍生出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更不强调既存结构对互动过程的约束。在这里我将结构性符号互动论的要义总结为一段话(Stryker,1980:53-55):

  个体行为依赖于一个类别化(classified)的世界。在这些“类别”中,用于定义“社会位置”的那些符号成为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元素,而这些位置则携带了通常意义上的角色行为期望。在社会结构背景中行动的个体以某种社会位置占据者的方式去定义和命名彼此,同时也用所扮演的角色来定义自己,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但是,个体的行为并非由这些结构化的定义所决定,而是在角色制造(role-making)过程中,通过尝试性地、微妙的、协商性的互动过程得以发展甚至是重塑。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简单的被扮演(played),而是被制造(made)。但是角色能够被“制造”的程度将取决于其所嵌入的更大的社会结构。基于角色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制造”,这种在互动中的个体行动最终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这个简单总结可以勾勒出结构性符号互动论的基本面貌。为了对其进行经验检验,Stryker等人在这一框架下发展出的认同理论。认同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自我(Self),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认同显著性(Identity Salience),认同承诺(Identity Commitment)(笔者注:这些译法均是笔者尝试翻译的,可商榷)。篇幅所限,不再一一介绍,而是通过下面检验认同理论的经验研究对其概念与测量等做简单介绍。

  三、经验研究

  基于结构性符号互动论的认同理论提出,自我可以被概念化为由多种角色认同所构成的整体,而这些角色认同被组织为一个具有显著性等级差异的结构(salience hierarchy)。个体在不同角色行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相应角色认同在个体自我结构中的显著性等级。而认同显著性则是受到另一个与更大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概念——认同承诺的影响。认同承诺概念表示当个体退出不再履行某一个角色或退出某一个角色关系时所付出的代价,包含情感代价与关系损失两个方面的代价,分别被概念化为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和互动承诺(interactive commitment)。因此,基于认同理论的概念与观点,认同承诺对认同显著性产生直接影响,而认同显著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不同角色行为之间的选择。这篇来自Richard T. Serpe(1987)的认同理论的经典研究,则是对这样一个理论观点通过定量研究设计进行经验检验。

  基于认同理论的概念,社会结构与自我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被操作化为认同承诺对认同显著性的影响。作者进行了一个历时的纵向研究设计,在三个时间点上收集关于不同角色认同的承诺度与显著性的数据。这样的设计允许作者对社会结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导致自我结构的变化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离出结构对自我的影响以及自我对结构的反作用。

  为此,作者对大一新生最常拥有的五种角色认同(功课、课外活动、体育/休闲、个人友谊、恋爱)在九月入校后、十月以及十二月三个时间点分别进行调查,样本量为320人。测量变量即认同显著性及两种类型的认同承诺。五种角色认同所蕴含的结构开放度是不同的,其中学业角色的结构开放度和选择性最低,而恋爱角色的开放度最高。角色开放度越高,角色“制造”的可能性越大,自我结构的稳定性越低。

  三个概念的测量方法。互动承诺由一个问题来测量:“通过这个认同,你结识了几个朋友”?情感承诺的测量在这个样本中则稍微麻烦一些。因为情感承诺从理论上表示失去某个认同带来的情感失落程度,而这些大学新生不太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角色认同。因此,这里采取了一种运用“反射性评价”(reflected appraisal)替代的测量方法,即通过自我报告重要他人对自己在这个角色表现上的评价来度量。具体问题是“你的父母或最好的朋友认为你在这个角色上的表现有多好或多成功”,当个体认知到的反射性评价越积极,进而推测当他失去这个角色时的情感冲击就越大,即对这个角色的情感承诺度越高。最后,认同显著性通过配对比较的方式加以测量。即将五种认同配对后,让受访者在每一对认同中选出一个更能够代表自我的认同。通过这种方法得到每一个认同相对于其他认同的重要性程度。

  分析方法采用路径分析法。具体概念模型如下。这一模型分别针对每一个认同进行男女子样本分析。

  

(图片转引自Stryker,1980: 49)

  在这些路径系数里,作者特别使用了从AC1-AC2-AC3以及IS1-IS2-IS3两条路径上的系数作为标示自我结构稳定性的系数(stability coefficient),对于affective commitment和identity salience而言,从time1到time2再到time3,存在相当大的影响效应(约在0.5到0.8之间),并且对某几个认同(学业功课、课外活动)而言,这些稳定性系数保持了跨时间一致性(即相应的系数可以约束为相等而模型拟合度不显著改变),即不仅稳定,且这种稳定性历时不变,这支持了自我结构保持相当程度稳定性的理论预期。但是在另一些结构开放性更强的认同上(运动/休闲、恋爱约会),这些稳定性系数则发生了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变化(将系数约束为相等时模型拟合显著变差)。例如,对于男性的恋爱认同而言,其在affective commitment上的稳定性系数从.661降低到.493,男性对于恋爱角色的情感承诺度历时下降。其他的路径系数则表示在三个变量三个时间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模式则不那么明显,但结果依然为认同承诺对认同显著性的影响大于相反的影响的理论预期提供了部分支持。三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间间距需要在解释结果时考虑。更详细的结果可以参考原文。

  自我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互动情境?这个研究验证了基于结构性符号论的理论预期,即当我们运用一套在结构性符号互动论框架下发展出的理论概念进行经验检验时,证据支持了前者。自我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于角色的社会结构的反映。自我的内涵来源于个体对复杂的角色网络及其附带的文化期望的诠释与内化,是个体从事的社会互动过程向内作用的表现,自我的稳定性从而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结构的必要元素。但是,对于那些结构开放程度更高角色而言,自我结构的变化便会因为个体选择性的增加而增加,同时也越发能够检验出认同承诺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对认同显著性所代表的自我结构的关系(因为两个变量的variation都增加了)。

  本期原本想介绍另一篇相关经验文献,被我拖沓的文风所拖累,只能抱歉地将标题列在这里,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这是来自Timothy J. Owens将自尊理论与认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由于这是一个章节,估计读者不好搜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邮件给我。成文仓促,不当之处请各位读者纠正。

  Owens, Timothy J. 2003. “The Role of Self-Esteem in Family Identity Salience and Commitment among Blacks, Latinos, and Whites.” Pp. 85-102 in Advances in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Peter Burke, Timothy J. Owens, Richard T. Serpe, & Peggy A. Thoits. New York: Springer.

  参考文献:

  Serpe, Richard. 1987.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elf: A Structural Interactionist Explana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50 (1): 44-55.

  Stryker, Sheldon.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Benjamin Cummings.

  Stryker, Sheldon. 2008. “From Mead to a Structur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15-31.

  编辑:张亮亮 张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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